●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前景有所改善，世行預計2016年美國、歐元區、日本和英國經濟增速將分別為2.7%、1.7%、1.3%和2.4%。隨著投資者的信心恢復以及發達經濟體基本面改善，企業有望增加國際投資。

   ●2014年發展中國家FDI流入和流出都創歷史新高，其中亞洲發展中國家更是首次成為全球最大的投資來源地。但發展中國家的后勁稍顯不足，經濟增速已經明顯放緩。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也成為打壓發展中國家經濟表現的風險因素。

   ●美聯儲加息使得發展中國家面對的外部金融條件收緊，帶來了資本外流和金融市場震蕩的挑戰。同時，發展中國家的內部結構和瓶頸問題仍然突出，還有部分國家陷入由于地緣政治沖突加劇所帶來的經濟困境。

   受全球經濟低迷、結構性調整和地緣政治風險加劇等因素的影響，近年來國際直接投資整體表現欠佳，2014年更是創近六年來新低，僅為1.23萬億美元。其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差異巨大，苦樂不均。亞洲發展中國家首次成為全球最大的投資來源地，獨占全球FDI流出的將近三分之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再創新高，與外商來華投資首次接近平衡。在國際直接投資政策變化中，投資自由化政策占比顯著提高。許多國家修改或者新設法律法規來吸引新的外商直接投資或者改善現有投資流程。展望未來，發達經濟體的復蘇進程將促使企業增加國際投資，但發展中國家跨國投資增速將放緩。而全球地緣政治風險上升打壓了投資者信心，對國際投資將產生不利影響。

    近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苦樂不均

   根據最新數據，2014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FDI）大幅低于預期，創近六年來新低，僅為1.23萬億美元，比上年下降了16%。其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差異巨大，苦樂不均。

    1、FDI流入：發展中國家達到歷史新高，發達國家大幅下降。

   2014年發展中國家FDI流入比上年增長了2%，達到6810億美元。在全球FDI低迷的背景下，這一增長主要是亞洲發展中國家驅動的。東亞、東南亞和南亞FDI流入都有所增長，其中印度增長最為強勁。但西亞地區繼續受到當地安全形勢的不利影響，延續過去五年的下降趨勢。由于大宗商品市場低迷，國際投資者減少了對南美采掘業的投資。剔除離岸金融中心，2014年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FDI流入終止了過去四年的增長，比上年大幅下降了14%。

   與發展中國家FDI流入達到歷史新高相比，發達國家FDI流入大幅下降了28%。其中，美國下降了40%，歐洲下降了11%。

    2、FDI流出：亞洲發展中經濟體首次成為全球最大的投資來源地。

   2014年，發展中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FDI流出）4680億美元，比上年大幅增長了23%，達到歷史新高。至此，發展中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占全球比重已經從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前的13%上升到2014年的35%。

   在發展中經濟體中，亞洲比上年大幅增加了29%，達到4320億美元，首次成為全球最大的投資來源地，獨占全球FDI流出的將近三分之一。除了西亞外，亞洲幾乎所有的主要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都有顯著增長。在東亞，中國香港從第五名一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FDI來源地。在東南亞，新加坡是主要FDI來源地。在南亞，印度企業重新發力，對外直接投資翻了五倍。除了亞洲外，其他發展中經濟體FDI流出都有所下降。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以及非洲都下降了18%。

    國際直接投資自由化政策占比顯著提高

   2014年，投資自由化政策變化占比顯著提高。許多國家修改或者新設法律法規來吸引新的外商直接投資或者改善現有投資流程。

   這些投資自由化政策主要有四類。一是改善整體的投資審查和促進機制，例如，阿聯酋建立迪拜投資發展局以吸引外資，埃塞俄比亞建立投資審議委員會，玻利維亞引入投資促進法，越南簡化注冊流程、縮短行政審批時間，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核準制轉向備案制改革等。二是改善了特定行業的投資環境，例如阿爾及利亞重構了采礦業投資監管機構框架，阿根廷改善了烴加工業投資條件。三是加大行業開放，例如埃塞俄比亞向私人投資者開放電力和物流行業，科威特降低外資銀行的準入限制，緬甸取消外國投資者在11個行業的投資限制，印度允許外商投資鐵路業，提高外資在國防、保險等行業的股份比重限制，印度尼西亞提高外資在醫藥、電力等行業的股份比重限制，越南允許外資全資經營物流業。四是引入或者加大投資激勵，例如哈薩克斯坦引入投資補貼法案，南非為生產部門提供投資激勵，沙特阿拉伯修訂了所得稅法，俄羅斯改善了稅收體制等。

   而針對外國投資者的新增限制性政策措施主要涉及三個方面。一是出于對國家安全的整體考慮。例如，意大利賦予政府在與國防和國家安全相關的投資領域擁有特別審查權。二是涉及部分行業，主要是戰略性行業。例如，法國對于能源供應、供水、運輸網絡和服務、電信網絡和服務、出于防衛性質的建筑和安裝、公共衛生等六個領域的外資活動納入審查機制。又如，印度尼西亞不再允許外資進入當地石油生產行業，并將電信行業外資持股比重由95%下調至49%。三是涉及土地所有權。例如，斐濟不允許將住宅用途土地出售給外國人。

    中國參與國際直接投資呈現兩大特征

   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再創新高，達到1231.2億美元，較上年增長了14.2%。自2003年中國商務部聯合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權威年度數據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實現連續12年增長，2002－2014年均增速達到37.5％。2014年流量是2002年的45.6倍。同時，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8826.4億美元，在全球排名上升3位，位居第8，首次步入全球前十。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外商來華投資首次接近平衡。中國在2014年成為全球最大外商直接投資接受國，而美國下降到第三位。這主要是由于沃達豐（英國最著名的電訊運營商）從威瑞森電訊（美國五大電訊運營商之一）撤資。如果沒有這筆交易，美國FDI流入將與上年（1880億美元）持平。外商來華直接投資增速已經連續低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2014年中國非金融類行業實際使用外資1195.6億美元，同比僅增長1.7%。全口徑看，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外商來華投資僅差53.8億美元，因此，雙向投資首次接近平衡。

   在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中，股權和收益再投資占比接近達到80%，而債務工具比重下降顯著。2014年，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中，新增股權投資557.3億美元，占45.3%；當期收益再投資444億美元，占36.1%；債務工具投資229.9億美元，僅占18.6%，比上年下降了40.7%。債務工具占比的大幅下降主要是由于境外融資成本低于境內。于是，企業通過境外融資進行的海外投資活動增多，而由境內投資母體直接給境外企業提供的貸款減少。

   兼并收購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方式。中國企業在2014年共實施對外兼并收購項目595個，比上年增長了40.3%。實際交易金額達到56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了7.6%。其中最大一筆中國企業海外并購項目是中國五礦集團聯合體收購秘魯拉斯幫巴斯銅礦項目。從資金來源來看，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通過境外融資來滿足海外并購需求。2014年，境外融資占比達到42.9%，比上年增長6.8個百分點。

   在行業分布上，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以投資控股為主要目的）仍然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大行業，在2014年達到368.3億美元，比上年大幅增長了36.1%，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流量的29.9％。僅次于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的是批發和零售業（182.9億美元，14.9%）、采礦業（165.5億美元，13.4%）以及金融業（159.2億美元，12.9%）。這四個行業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71.1%，比上年下降了4.6個百分點。

   相較于對外直接投資，對外兼并收購雖然也是統計的第一目的地，但更多涉及真實交易。對外兼并收購第一大行業是采礦業（31.5%），僅次于采礦業的是制造業（20.9%）、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16.4%）、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6.3%）和農林牧漁業（6.3%）。

   根據投資規模排序，我們總結了2014年中國海外兼并收購前十大交易。這里面最大一筆交易是五礦資源財團（五礦資源占62.5%的股份，國新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占22.5%，中信金屬占15%）70.1億美元收購秘魯拉斯邦巴斯銅礦。到2015年底，該銅礦項目將成為全球第三大銅礦項目，僅次于智利的艾斯孔迪達項目和秘魯的綠山項目。聯想在海外投資中表現活躍，其收購摩托羅拉移動和IBM低端服務器業務兩筆交易共52億美元是2014年中國海外兼并收購第二和第七大交易。這兩筆投資將幫助聯想開拓北美和拉丁美洲的手機業務，同時鞏固西歐的市場。

   與上年相比，2014年中國海外兼并收購前十大交易呈現兩大特征。一是投資規模大幅下降。2013年中國海外兼并收購前十大交易總投資額達到457.3億美元，而2014年只有268.6億美元，比上年下降了41%。二是資源行業不再是絕對主體，行業多元化趨勢明顯。2013年，在前十大交易中，資源行業占比達到72.2%。而2014年這一比重只有35%。

    前景展望：

    發達經濟體復蘇將增加國際投資

   發達經濟體的復蘇進程將促使企業增加國際投資。世界銀行2016年1月6日發布了《全球經濟展望》報告，預計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2.9%，比該行2015年6月發布的3.3%的預測值下調了0.4個百分點。但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前景有所改善，世行預計2016年美國、歐元區、日本和英國經濟增速將分別為2.7%、1.7%、1.3%和2.4%，而2015年上述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估測值為2.5%、1.5%、0.8%和2.4%。隨著投資者的信心恢復以及發達經濟體基本面改善，企業有望增加國際投資。聯合國貿發會議估計FDI流量在2015年達到1.37萬億美元，比上增長11.4%，并在2017年達到1.7萬億美元。

   盡管如此，發展中國家跨國投資增速將放緩。2014年發展中國家FDI流入和流出都創歷史新高，其中亞洲發展中國家更是首次成為全球最大的投資來源地。但發展中國家的后勁稍顯不足，經濟增速已經明顯放緩。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下跌打擊了以資源為主要經濟支柱的國家。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也成為打壓發展中國家經濟表現的風險因素。美聯儲加息使得發展中國家面對的外部金融條件收緊，帶來了資本外流和金融市場震蕩的挑戰。同時，發展中國家的內部結構和瓶頸問題仍然突出，還有部分國家陷入由于地緣政治沖突加劇所帶來的經濟困境。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發展中國家跨國投資增速將放緩。發達經濟體外商直接投資預計在2015、2016和2017年分別增長23.8％、13.9％和16.7％，而發展中經濟體僅分別增長3.3％、3.9％和15.8％。

   全球地緣政治風險上升打壓了投資者信心，對國際投資產生了不利影響。在歐洲，蘇格蘭獨立公投雖然失敗，但加劇了蘇格蘭與英國中央政府的裂痕。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在烏克蘭、敘利亞以及土耳其等問題上對西方構成了持續、多方面的挑戰。在亞洲，巴基斯坦局勢動蕩。中國與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周邊國家也因為東海、南海等領土爭端問題產生摩擦。在非洲，埃及和委內瑞拉安全形勢仍然嚴峻。而“伊斯蘭國”的崛起加劇了中東地區的混亂局勢，使得中東的反恐和地緣政治形勢更為復雜。而2015年11月13日伊斯蘭國對法國巴黎發動的一系列恐怖襲擊，表明伊斯蘭國還有能力對西方世界的核心地帶發動攻擊。這些地緣政治因素造成了區域的不穩定性，使國際投資加速撤離。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及政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