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鄧海建

日前，國務院印發《關于開展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的通知》，決定于2017年開展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锻ㄖ芬?，任何地方、部門、單位和個人都不得遲報、虛報、瞞報和拒報普查數據，不得偽造、篡改普查資料。

（據《京華時報》）

污染源普查，十年磨一劍。在生態文明與環境保護形勢更趨嚴峻的背景下，開展這項普查工作顯得更為要緊。就像經濟普查、人口普查和農業普查等全國性普查一樣，普查結果對于宏觀決策與微觀問診，是最好的抓手、最權威的信源。就像2007年的首次普查，在“592萬個污染源”的數字背后，會診出了“農業源對水污染的影響大”“機動車排放污染物對城市大氣污染影響大”等諸多新問題。

數據普查，最怕造假。雖然普查不等于問責，但地方部門出于各種利益考量，遲報、虛報、瞞報、拒報的沖動還是客觀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兩點：一是污染與發展，是現實矛盾。中國城鎮化進程仍在飛奔的路上，工業化的轉型亦需漫長的過程，此時，資源能源的消耗、環境承載力的風險，在局部地區可能還會表現得更為激烈。挖出真相，交出實情，顯然并不太容易。二是在環境數據上，公眾對少數部門少數人的作假之慮，并非杞人之憂。眼下正熱議的一則新聞，挺耐人尋味：陜西西安市環保局長安分局主要官員出于自身政績考量，偷配鑰匙并記住密碼，用棉紗堵塞采樣器，致使數據異常，從而引起中國環境監測總站注意。為了空氣數據漂亮，用棉紗給檢測儀器“戴上口罩”。據說，長安區監測站涉嫌數據造假，是在“飛檢”中查出來的。反過來說，如果“飛檢”的頻率小一點、僥幸的概率大一點，估計真就“天知地知”了。這是個悖論：地方部門對環境末位的官員有處罰要求，可是壓力卻直接壓在“數據生產官員”身上，這豈非逼著人家造假去？接下來的污染源摸排，恐怕也會遭遇類似困境：不當真，數據失真；太當真，責任難擔。這個時候，國務院以《通知》來“提醒”，顯然也是一劑預防針。

誰在排污、哪里有污、詳情如何……弄清這些問題，是環境公共治理的邏輯前提。不過，為了嚴防“數據污染”，除了忠言逆耳的提醒，更要剛性嚴肅、明晰的相關處罰措施。不得不說的是，新版《環境保護法》也好，《環境監測數據弄虛作假行為判定及處理辦法》等具體規定也罷，對公職人員環境數據造假的處理，主要還是集中在行政方面。眼下而言，如何在刑罰層面厘清對等責任，不僅是污染源普查，更是常規環境監測面臨的難題。

全國污染源普查，本質亦屬于國情摸底。它不僅事關美麗中國的大計，更關乎健康環保的民生。唯有“數據去污”，才能摸清污染源的家底。

《中國質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