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立彪

　　2月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農藥管理條例（修訂草案）》。該條例在農藥生產管理職責劃分、農藥生產經營責任制度、違法處罰等諸多方面所做規定，相比之前都更加嚴格。反映了國家下更大力氣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決心。正如李克強總理在會上所說，“要進一步嚴格監管，從源頭上根治農藥殘留物，為‘餐桌上的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近些年，與農藥相關的事件屢有發生。從“農藥茶”“藥袋蘋果”到“問題西瓜”“乙草胺草莓”，這些事件不僅讓消費者產生恐懼心理，也造成相關農產品滯銷，給農民帶來很大損失。然而，梳理這些事件會發現，最大的問題倒不是農藥及農藥殘留本身，而是人們對待農藥的態度。不少人由于相關知識匱乏，常常將農藥等同于“有毒有害”，視如魔鬼，談之色變。

　　談論農藥問題，必須確立一個前提：我國農藥使用管理總體上是比較規范和安全的。近10多年來，我國高毒農藥占比從30%下降到1.7%，而我國農藥殘留的相關標準也日趨嚴格。2013年3月1日，食品安全國家標準《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GB2763-2012）開始實施，規定了食物中可以使用的322種農藥、2293項最大殘留限量。而自2014年8月1日起，食品安全國家標準《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GB2763-2014）開始施行。新標準增加了1357項農藥最大殘留限量標準及15項檢測方法標準；增加了胺鮮酯等65種農藥名稱，并細化了食品類別及測定部位，基本與國際標準接軌。據農業部日前發布《2017年農產品質量安全工作要點》通知，2017年將加快標準制修訂工作，推進實施《加快完善我國農藥殘留標準體系的工作方案（2015-2020年）》，新制定農藥殘留標準1000項。

　　明確了我國農藥低毒化趨勢，農殘標準日嚴日細，農藥生產使用管理更加嚴格這一現實，再來談“農藥殘留”這個話題，就可以確立一個傾向“安全”的基調，讓那些“敏感體質”的人不至于談“藥”色變。事實上，正是由于許多人缺少對農藥知識及相關問題的了解，基于“農藥即毒藥”的先入之見，常常將“農藥殘留”這個中性詞，人為地賦予貶義色彩，并不斷將其妖魔化。而這種誤讀，正成為影響包括農產品在內整個食品安全環境的不安定因素。

　　誤讀的一個典型表現，是將“農藥殘留”混同于“農藥超標”，同時將“檢出農藥殘留”與“危害健康”掛上鉤。所謂農藥殘留，是農藥使用后一個時期內沒有被分解而殘留于生物體、收獲物、土壤、水體及大氣中的微量農藥原體，有毒代謝物，降解物和雜質的總稱。嚴格意義上講，符合農藥殘留限量標準的產品，對人體健康、環境來說是安全的。首先，物質殘留在作物上的時間是有限的，并非長期存在；一些農藥只對特定的靶標如雜草、蟲害、菌害等產生作用，不會危害人體健康；此外，殘留要達到一定量才具有危害性。農藥在登記時必須進行安全性評估，包括藥效、急性毒性、慢性毒性、毒理學分析、環境行為等，這些評估是在大劑量、長時間作用的基礎上進行的，實際使用中的濃度往往只有評估時的幾百分之一。

　　曾有一家知名國際環保組織對產自中國的部分茶葉進行調查，之后發布調查報告稱發現多款產品含有多種農藥殘留。該報告引起社會普遍關注，對中國茶葉市場聲譽造成極壞的影響。對此，中國茶葉流通協會發表聲明表示，他們對照國家標準《食品中百草枯等54種農藥最大殘留限量》等標準后發現，這份報告中檢測的茶葉樣品，對照現有的指標規定，全部符合國家標準。很顯然，上述環保組織的報告最大問題是概念混淆，即把“農藥殘留”和“農殘超標”混同起來。

　　不可否認，由于農藥濫用行為、科學種植動力不足等現實原因，我國的農藥殘留標準與歐盟、美國、日本的標準還存在一定差距。不過，農藥最大殘留限量并不單純是技術指標，也被用作一種貿易壁壘。很多發達國家就通過技術手段提高本國標準，將農藥殘留限量控制在較為苛刻的范圍內，以此限制進口。比如日本既產茶葉也進口茶葉，在制定標準時就會內外有別，有利于本國出口的標準可以寬些，對進口茶葉的標準就要嚴一些。

　　了解了關于農藥、農殘的相關知識及市場背景，消除了一些誤讀，接下來思路就清晰了。除了完善農藥方面的法律法規標準，加強市場監管之外，就保證安全而言，最根本的還是要加強農藥科研，推出高效低毒低殘留替代農藥，推進精準科學施藥，走農藥零增長的技術路徑，加速農業生產向安全環保方向發展。《中國質量報》